《资本论》视角乡村危机的历史本质与解决路径

 政治经济学     |     by 思玛特SMTRU     |      2020-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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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城乡矛盾是马克思分析社会经济史和阶级历史的重要视角。在早期文本中,马克思通过分析城乡的分工状况和对立关系,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资本论》中,城市对乡村人口和生产资料的持续掠夺,则被表述为资本主义社会集中物质财富和政治统治的重要表征。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所导致的城乡对立不仅蔓延至全球,更造成了针对乡村人口和自然环境的普遍透支。社会主义乡村实践,作为一种革命性的历史方案,从十月革命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持续为人类摆脱城乡矛盾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着智慧。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历史基质上,才能够真正实现工农业生产的社会性和公共性,才能使得乡村中的人和自然获得解放。

  关键词: 资本论; 农村; 分工; 大生产; 乡村危机;

  Abstract: Urban-rural contradiction the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for Karl Marx to analyze the history of class society,based on which,Marx,in his early works,developed his basic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y analyzing labor division and the tens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In Das Kapital,Marx depicted the continuous exploitation of rural population and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as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concentration of wealth and political power in the capitalist society. In the era of capitalist globalization,the urban-rural opposition caused by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private ownership and the large-scale production not only spread to the whole world,but also caused universal overdrafts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 As a revolutionary historical program,the practice of socialist rural economy,from the October Revolution to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continues to provide wisdom for mankind to get rid of urban-rural contradictions.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only in the historical matrix of socialism can the industrial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realize its sociality and publicness,with which people and nature in the countryside can be truly liberated.

  近40年来,随着现代交通、金融和分工体系的扩张,曾经被地理和政治隔绝的世界各国人民前所未有地被世界市场所吸纳。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方式不再局限于欧美日及其(前)殖民地区,甚至也不再是第三世界的城市“景观”,而是已成为即使是最偏远乡村的社会特征。土地和劳动力的商品化,财富和权力的聚集,消费和生活观念的商品拜物教化,这些新的历史内容不仅让传统乡村的守护者手足无措,更让资本主义的批判者看到了具有历史“穿越感”的危机——资本原始积累的暴力和阶级矛盾在第三世界的乡村中不断“重演”。事实上,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已经向今人展示了如何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来看待乡村危机的历史本质。这一方法在今天则能够引导人们超越“田园牧歌”的幻想和“普世价值”的幻象,从而科学地理解传统乡村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角色以及当代社会主义为乡村的重生所带来的希望。
 


 

  一、怎么看?自然史的视角澄清危机话语

  宏观而言,乡村是生产和生活的空间。乡村是农业生产发生的自然、社会空间,既包括土地、水源、山林和草地,又包括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及其生产生活资料。自从区分农业、工业或手工业“一般的分工”① 的奴隶社会生成,标示出乡村(自然、社会)空间边界的那种“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也就产生了。1可以说,正是因为农业和工业的分工以及这种分工所带来的社会矛盾的不断发展,才使得乡村和城市能够成为两个在政治和文化层面截然不同的空间。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2000多年历史中,这两种空间之间的关系时而表现为交融——和平的贸易或进贡,时而表现为冲突——来自乡村的“蛮族入侵”或来自城市的“文明征服”,但是互相之间却从来无法消融或取代对方。总之,乡村和农业屈从于城市和工业的“危机”,或是“乡村反对城市的连绵不断的战争”,从来都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而是基于私有制的各种生产关系必然产生的历史结果。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已经指出:“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2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乡村屈从于城市的现象只是偶然地被人为(战争、宗教和政治)或自然因素强化。乡村和城市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为此消彼长的、对等的矛盾的两个方面。因此,马克思认为在一般意义上,“社会的全部经济史”就可以概括为城乡分离和对立的运动。3当私有制发展到了资本主义阶段,原先对等和平衡的城乡关系被打破。乡村危机不再是阶段性偶发的历史现象,而是成为自工场手工业兴盛以来就不断加深的历史进程。

  直观来看,近代以来乡村危机或农民终结的话语至少产生自四个历史事实:乡村人口的持续流失、自然经济的农业生产方式的消亡、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资本化、机器大生产对乡村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这四个事实一方面是传统社会中城乡矛盾的转化,例如几千年来城乡人口争夺转化为乡村单方面的人口流失;另一方面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新矛盾,例如资本带来的生产资料、财产、人口和政治的集中,例如土地和农业资本化造成的大量无产阶级化的农民,又例如近现代交通工具、农业技术和化肥带来的乡村生态危机。总之,只有资产阶级才真正“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4,才由此产生了构成危机话语的乡村概念。但是,正是因为危机话语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存在着滞后或超前于现实经验的可能性,因此,在封建乡村治理经验极其深厚的中国,就产生了在前资本主义的乡村图景中寻找解决当代乡村危机的学术观点和社会舆论,其中凸显出三个特征:首先是将历史性转述为结构性,使得传统乡村的历史外观成为当下仍然有效的价值标准;其次是将传统乡村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法权观念进行嫁接,试图既享有现代文明的福利又能够拥抱关于传统社会的想象;最后是将资产阶级已经扫除的历史障碍重新塑造成解决乡村危机的途径,或是重塑新的乡贤乡绅,或是向人民说教“天地君亲师”和“三从四德”。5这些聚焦于道德和文化观念的危机话语在公共舆论中显得模糊而又复杂。因为这种危机话语体现出半截子唯物主义的两面性:一方面似乎触碰到了当代乡村危机的一些表象,譬如人口流失、土地荒芜和道德失序,从而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另一方面却由于保守主义乃至复古的解决路径而又显得抽象乃至荒诞。当然,这种荒诞性并不在于那些呼吁人们反对现代文明的复古口号,而是在于否定了乡村生产方式和生活范式的历史进展及其物质条件,试图将社会化大生产所揭示的那种普遍性重新拉回到自然经济的分散的特殊性。在土地集体化和人民公社所有制阶段,由于持续的政治运动带来的公共教育和意识形态自觉,不论是学者还是普通群众,都对资本主义的私有化倾向保持高度的警惕,更遑论复古的乡村经济政治秩序及其文化主张。但是,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的今天,由于融入全球市场的分工、消费和生活范式以及解放思想带来的乡村理论的巨大空间,导致了两个维度的杂糅:一是将当代中国乡村的剧变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乡村危机杂糅起来,二是将自由主义的话语资源与传统文化的价值规范杂糅起来。这种悖论式的杂糅甚至被一些当代马克思主义工作者所接纳,他们不仅试图通过重构乡贤来夯实乡村基层治理,甚至试图通过传统家风文化来提高党性,似乎当代中国乡村在历史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都是由于现代生产方式造成的“礼崩乐坏”。这些发生时空“错乱”的理论给乡村治理,尤其是当代乡村文化建构,带来了巨大的困惑和误导,但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中却极易被祛魅和纠正。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既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进行了较为完整的表述,又将这些原则运用于城乡矛盾的早期形态的分析中。到了《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又触及了19世纪中期乡村资本化的历史脉络。只有在《资本论》中,政治经济分析和唯物史观原则才在乡村问题中得到了结合——分工、土地、人口、技术和市场等动态的历史要素勾勒出资本主义阶段乡村的异化。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乡村问题的分析呈现出方法论的三个维度:

  1.自然史的客观视角

  马克思在“第一版序言”中指出,自己“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而是要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6该方法论维度直接体现为《资本论》中所涉及的人——地主、佃农、资本家和理论家都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这就意味着在乡村危机的话语体系中,不同行动主体的道德、文化等意识形态符号将被剥离,最终只呈现出作为“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在经济基础历史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另外,该方法论维度还体现为一种客观与科学的立场,即以看待有机体“生老病死”的自然过程的唯物主义立场来看待乡村形态的历史变革。马克思在第十三章的一处脚注中借用维科的概念,进一步区分了人类史和自然史,即“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只有通过分析找出关于乡村的道德的、复古的、小布尔乔亚的和自由主义的幻象的政治经济基础,才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7

  2.生产力和历史进步的视角

  马克思主义,甚至黑格尔主义,在方法论上就与一切形式的反历史的、静态的社会构想相对立。发展所蕴含的否定之否定的内在逻辑,不仅在自然史和人类史的经验中已经得到了印证,而且也应该在未来新的历史中被进一步促成。正如生物进化必然导致旧的生命形态的消亡,生产力的发展所带来的旧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的扬弃既是客观的,也是必然的。因此,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传统乡村的介入,在马克思看来更多的是“农业革命”,而非农业危机或乡村危机。8近代乡村的变化之所以称得上是“革命”而非危机,在《资本论》中体现为三个方面。首先是封建束缚的减弱。货币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化,通过消灭封建家臣等特权阶级,最终突破了农村封建制度和城市行会制度的阻碍。9这当然造成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一部分被驱逐”,但是封建乡村秩序所带来的人的依附关系也随之消亡。其次是宗教束缚的减弱。当宗教机构(教会、宗祠)所占有的土地被资本市场掠取,宗教权威在乡村的经济基础随之瓦解。在中世纪,教会权威不仅体现在对信仰和生活方式的严格规定,更体现为对劳动时间的控制。农民若是在安息日劳动,就会遭遇教会的处罚。但是,当乡村土地被资本化,农民逐渐成为农业无产者,曾经由教义对劳动时间的规定丧失了神圣性。资本主义农业生产为劳动时间赋予了新的神圣性,即雇佣劳动的“契约精神”。古老的宗教习俗,例如“出于宗教的癖性”的安息日,则成为受到惩罚的旷工。10最后是生产力的自然束缚的消失。传统乡村由于劳动力的分散、生产工具的落后和宗教观念的制约,始终面临着来自自然界的物质压力,即难以大幅度提高的产量和对抗无常的天灾。但是,资本主义所带来的财富、土地和劳动力的集中,使得生产力的快速提升成为可能。马克思指出:“一旦预付了追加的种子和肥料,那么,即使对土地进行纯粹机械性的耕作,也会对产量的提高发生奇迹般的作用。”11但是,这种奇迹不仅超越了自然经济的乡村自身的物质需求(因而可以满足市场),更扬弃了自然界在土壤肥力、水热条件和病虫害等方面加诸传统乡村的限制。

  3.人本的辩证视角

  《资本论》所展示的历史科学是辩证的,否则就会沦为一部完全肯定资本主义历史进展的“合理性”的着作。资本主义带来的农业革命的否定性在于对传统乡村中的人和自然界的剥削。在“所谓原始积累”一章,马克思细致地分析了资产阶级对农村居民土地的剥夺,以及由此带来的资本主义乡村的生产空间对人的剥削。自然经济的农业生产向资本主义的转化过程被马克思视为“生产者的殉难史”。曾经与农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观念相统一的农业劳动资料,在资本主义乡村中表现为奴役农业无产者的手段。传统乡村分散和孤立的农民虽然在资本主义乡村中得到了社会性的结合,但是这种结合所带来的并不是理性的发展和真正的自由,而是对作为无产者的农民的“活力、自由和独立的有组织的压制”12。总之,在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当代乡村在分工、生产、人口和消费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剧烈变化,一方面仍是《资本论》所说的农业革命的延续,即过去两个世纪被资本霸权所“遗落”和“压制”的乡村终究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舞台;另一方面则是当代资产阶级对乡村人口和自然资源的剥削的升级。然而,这一辩证的事实既被保守主义的复古的乡村理论忽视了,也无法被自由主义的历史终结论者所承认。前者无法接受历史客观发展过程中动态的乡村,试图根据先验的传统道德建构出一个容纳封建经济政治秩序的彼岸,他们如同封建的社会主义者那样——“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13后者无法接受乡村发展的完整的自然史的过程,期冀着一切关于乡村的合理性话语在资本主义阶段宣告终结,他们将一切可能动摇现有乡村秩序的革命因素视为危机。

  二、看什么?乡村危机的历史内核——人的透支

  以资本主义制度所定义的现代性之所以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是一种必然的危机叙事,并不是由于近现代历史中显而易见的道德沦丧或文化冲突,而是因为社会化生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最终无法超越自身,从而以危机、战争乃至毁灭等形式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这是资本主义危机的一般机制,在近现代的乡村中有着极为特殊和具体的演进路径。总的来说,近现代乡村的危机前提可以表述为:社会总资本在城市、工业和金融的高度集中,造成了乡村在政治和经济层面成为城市的附庸,农业在生产和分配环节服从于城市为中心的资本规则和市场需求。这使得资本主义危机的一般机制随着分配、消费和投资链条从城市传递到了乡村,恩格斯所说的“停滞、繁荣、生产过剩和危机的周期……持续的和慢性的萧条的绝望泥潭”14成为近现代乡村的历史常态。而为了转嫁危机,为了不断获得增殖的资本C′,农业资产阶级一方面从c(购买生产资料的货币额)入手,进一步集中和扩大对土地、山林和湖泊等生产资料的占有,并将其投入无节制的大规模生产环节;另一方面从v(可变资本的价值)和m(剩余价值)入手,或是增加对农业无产者的雇佣,或是加剧对农业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掠夺,最终构成支配近现代乡村的基本公式:C′=c+v+m。但是在这个公式中,人所带来的v和m以及自然界所承载的c,都是有限度的。当资本和政治(以及连带的其他公共善:教育、健康和发展机会等)在城市中持续集中,农业资产阶级日益沦为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附庸,农业可变资本的增加时刻面临着乡村人口流失和劳动力价值上升的巨大困境。因此,如何从自然界和劳动过程中榨取尽可能多的价值成为近现代农业资产阶级的首要任务。其最终结果是乡村的人与自然的透支,即伴随着乡村物质生产和生活的自然基础的不可逆的破坏以及劳动力的大规模匮乏,造成农业生产力的停滞和社会总体危机的爆发。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之所以没有系统分析资本主义农业的危机以及这种危机带来的对人和自然界的高度剥削,是因为作为工业资本的附庸,农业资本在乡村造成的危机具有传导性和相似性。因此在“机器和大工业”一章,马克思指出了“资本主义农业”对人和自然双重透支的本质——“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15在处于资本主义矩阵的乡村,劳动力表现为三类:农业无产者、遗留的自然经济生产者、往返于城乡的流动劳动者。其中,遗留的自然经济不仅在近代以来的历史中不断消散,而且其当代形态也是不完整的——只能作为市场化需求的零散补充。而资本主义分工所形成的农业无产者的劳动能力,并非是某种异于传统劳动能力的工业品,仍然是“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16。农业无产者要持续不断地创造价值,前提是他们能够获得足够的物质资料来进行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现代农业”却和工业一样,“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量的增大是以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衰退为代价”。由于机器生产“使得社会分工获得无比广阔的发展”,17因此城市资本从工业革命以来就支配着人口的流动,使得留在乡村和离开乡村的劳动力都不可避免地遭受资本对人的透支,具体而言表现为四个方面:

  1.乡村人口的透支

  近代以来关于乡村危机的各种叙事都聚焦于一个事实,即乡村人口的减少,以及随之而来的土地乃至村落的荒废。根据唯物史观,人们很容易发现造成这一历史现象的直接原因,即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对乡村公地的掠夺和对小块私有土地的吞并。这个过程以快速乃至暴力的方式使得贫农、雇农和部分佃农失去了维持生存的生产资料,进而成为大规模向城市迁移的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但是,这只是乡村人口的被动减少的形式,或显在的“流动形式”的相对过剩人口。在《资本论》的“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一章,马克思还分析了另一类即使在当代也颇为常见的乡村过剩人口的形式——“潜在的形式”。相比原始积累阶段被大规模驱赶进工厂的乡村过剩人口,“潜在的形式”的乡村过剩人口留在了乡村,成为农业无产者。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占领农业的程度”和生产工具的发展,“对农业工人人口的需求就随着在农业中执行职能的资本的积累而绝对地减少”。因此,这一类乡村过剩人口“准备着转入城市无产阶级或制造业无产阶级的队伍,经常等待着有利于这种转化的条件”。18流动/被动、潜在/主动的乡村人口流失,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乡村劳动力的匮乏。这是一种悖论式的匮乏,因为资本介入的乡村一方面经常制造出相对过剩人口,另一方面却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会遭遇劳动力短缺。例如在“收获季节以及在春夏两季”或“精耕细作的、集约化的农业需要额外劳力”的时候,缺乏劳动力的乡村就会出现大量妇女、老人乃至儿童从事劳动的现象。

  2.劳动力的浪费

  资本主义带来的一个假象,即资本将无条件地、必然地推动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但是,采用新的生产工具并非是资产阶级的义务。一般来说,“机器的生产率是由它代替人类劳动力的程度来衡量的”19。但是,当新的农业生产工具所耗费的劳动,或者该生产工具“加到产品上的价值部分”,小于农业无产者用旧生产工具加到劳动对象上的价值,农业资产阶级就会消极看待新技术的运用。在相对过剩人口极为“充裕”的情况下,可变资本降低的希望使得农业资产阶级甚至会抛弃现有生产工具,转向更为廉价却落后的生产方式。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19世纪中期的英国乡村,虽然美国人发明了碎石机,但是英国人并不采用这种机器,因为从事这种劳动的“不幸者”(“wretch”是英国政治经济学用来称呼农业工人的术语)的劳动只有很小一部分是有报酬的,所以对于资本家说来,机器反而会使生产变贵。因此,在率先实现工业化的19世纪英国的乡村,之所以会出现“不用马而用妇女在运河上拉纤”等现象,是因为“维持过剩人口中的妇女所需要的劳动”是微不足道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恰恰是英国这个机器国家,比任何地方都更无耻地为了卑鄙的目的而浪费人力。”20这既是乡村人口透支的结果,也是当下世界各地乡村极为常见的劳动力浪费的现象。

  3.健康的透支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感叹,相比自然经济,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是极为短暂的,但是却已经迅速和深刻地“摧残了人民的生命根源”21。一般来说,19世纪的农业无产者的劳动环境并没有同时期的工业无产者那么恶劣。然而,随着资本介入程度的提高和劳动强度的增加,农业无产者的健康也逐渐遭受了严重的透支。一方面,生存环境的恶化。“租地集中、耕地转化为牧场、采用机器”等因素同时发生作用,乡村的过剩人口也就随之增加,以至于“农村人口多于住房的绝对过剩也就越大”22。拥挤着贫困的乡村过剩人口的空间成为传染病的温床,透支着农业无产者的健康。另一方面,生产环境的恶化。原先乡村中的手工业转变为“现代家庭劳动”或小型工厂。这些“表面上充满田园风味的”的乡村工业,事实上却比城市工业更为残酷和无情地剥削劳动者。这不仅是因为乡村的小资产者的固定资本更少,故而不得已降低对生产环境和安全设备的投资,还因为资本化的乡村总是存在着大量的过剩人口——能够成为廉价的“一次性”的商品。马克思描述了大工业背景下极为“魔幻”的一幕,乡村中的现代家庭劳动,例如19世纪中期的制钉业和花边业,将女工和童工视为“‘廉价的’剥削材料”,肺病的患病率从1852年的1/45发展到了1861年的1/8。23

  4.乡村治理合法性的透支

  前现代的乡村,依附于封建地权和政治特权的乡村秩序,尽管是残酷的,但是却为作为农奴甚至奴隶的赤贫阶级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庇护(如公地)。然而,当封建乡村的政治经济被资产阶级瓦解,公地和贵族的施舍也就随之消失了。基于人身依附的封建乡村治理被资产阶级法权和国家机器所替代。但是,当传统治理的合法性被近代政治伦理消解,资产阶级是否能够在自生传统极为悠久的乡村建立起新的治理合法性呢?这个问题的答案至今为止仍在生成中,因为资本主义在乡村的危机以及相应的阶级反抗始终以新的形态发展着。

  就历史经验而言,资本主义化的乡村始终被三种治理合法性危机困扰着。首先,治理的起点充满了暴力。不论是原生资本主义国家的圈地运动,还是在殖民地对农民的残酷剥削,都需要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和国家机器的介入才能够实现。因此,尽管有一些国民经济学家鼓吹资本原始积累在乡村的伦理意义(如勤劳致富),但并不能掩盖资本主义大农业“一开始就更具有政治革命的外观”24。在封建乡村中具有独立外观的政治权力,到了资本主义阶段却成为资本仆从的权力。过去封建统治者所遵循的政治德性被资产阶级的“等价性原则”和赤裸裸的利益诉求所替代。其次,规范性的自我否定。权利、平等、自由和民主等观念维系着资产阶级的治理合法性,但是在现实中却充满资产阶级否定这些观念的行为。农业无产者的反抗所得到的压制和屠杀,至今仍在印度上演。而在殖民地,市场运作的客观规律也被政治地压制,以便能够产生额外的暴利——“一旦有不利的情况妨碍建立产业后备军,从而妨碍工人阶级绝对地隶属于资本家阶级,资本就同它的庸俗的桑乔·潘萨一道起来反叛‘神圣的’供求规律,并企图用强制手段来阻碍它发挥作用。”25规训和暴力成为治理的最终界限,而非法却成为维持这一界限的终极手段。最后,阶级反抗的升级。阶级斗争并非是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现象,乡村也从来都不是纯然和平与诗意的空间。只不过在封建乡村中针对饥饿、税收和徭役的反抗是“局部性的、反对现代国家各分支结构的”反抗。这种反抗只有到了资本主义阶段,才被农业无产者的普遍反抗所替代。这种新的反抗促动了新的合法化问题的产生,资产阶级国家不能再单纯依靠民族意识的一体化力量,“它不得不试图去遏止内在于经济系统的种种冲突,并把它们——作为某种超越分配问题的组织化斗争——引入政治系统。”26因此,旺代战争(Guerrede Vendée)也许可以被单纯政治地解读为对雅各宾派激进革命措施的反动,但是也能够理解为农民对资产阶级乡村治理背后所隐含的剥削机制的反抗。

  三、怎么办?由社会主义走出乡村危机

  工业革命至今,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政治话语和交往方式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在十月革命之后,包括乡村在内的一切社会要素不再被局限于资本主义的历史“单轨”。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方向,为近现代乡村危机和城乡矛盾的解决提出了新的方案。因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这个说法是武断的。”27《资本论》的理论光芒,之所以不会因为文本语境的转移而暗淡,正是因为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展开,《资本论》用以分析乡村问题的方法论和历史指向才真正迎来了起点。

  当然,要不断地发展和实践马克思对城乡矛盾和乡村危机的思考,单纯依靠“本本”是远远不够的——甚至会因为脱离客观实际而阻碍积极的乡村建设。只有为《资本论》所提出的理解近现代乡村危机的基本原则找到当代问题,才能真正实现其当代价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相比19世纪中后期,21世纪的乡村危机完全是异质性的。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核,及其上层建筑的基本结构在过去一个多世纪并没有发生根本变革,因此圈地运动以来的乡村危机和城乡矛盾只是在程度、范围和意识形态外观层面发生了改变。但是,这些量变所造成的新问题仍旧具有其意义,因为《资本论》的方法论价值并不在于让人们“立刻”实现解放,而是让人们通过理解历史发展的客观(自然)规律,从而能够把握住历史自然发展所产生的结果与契机。在当代,这个契机就是资本主义乡村方案的整体失败。尤其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乡村危机已经不再是某一国的症候,而是成为人类整体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的“伴生品”,因此迄今为止的一切资本主义方案都是旨在压制、延缓、掩盖和美化。资本主义方案的无效性和数个世纪的失败经验,恰恰是社会主义方案和马克思主义真理得以生根发芽的历史裂缝。这种具有辩证性的乡村危机的“契机”归根到底仍然是人的危机,即资本主义对乡村人口、人力和身体的过度剥削。结合当代语境可以呈现出四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乡村生态危机的蔓延、转移和加剧。

  当代欧美发达国家的乡村已然是一番水秀山明,既看不到人口集中与过度农业开发导致的生态破坏,也看不到利欲熏心的乡镇工业对自然环境的污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乡村自然环境的透支就此终结。一方面,在过去40年,由于资本输出和产业转移,原本透支欧美乡村自然环境的高污染、高能耗生产部门大规模转移至发展中国家的乡村。对第三世界的自然环境和能源的消耗,最终换来的不仅是产品和利润,更是发达国家乡村的生态修复和生态话语权。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生活和生产的废弃物始终以“商品”的形式源源不断地流向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作为环境治理“末端”的乡村。这种持续数十年的单向垃圾“出口”换来了发达国家城乡的清洁,却导致了发展中国家乡村的严重污染和健康危机。28

  第二,乡村人口危机的两重化,以及来自乡村的流动人口的生存危机。

  人口危机是近现代乡村危机的基本表象。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原先局限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城乡人口流动从三个方面扩展到全球维度。一是危机的“重复”,纳入世界市场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内外资本集中于城市,重新上演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对乡村人口的大规模透支。二是危机的跨国拓展,随着发展中国家乡村人口成为全球分工链条的一个环节,其中过剩人口的“潜在的形式”所面对的谋生空间不再局限于本国,移民、长期或短期跨国劳务输出、偷渡成为第三世界乡村人口危机的重要原因。三是帝国主义政治的介入,以北约和美国为主要推手的全球性政治霸权,在过去几十年频繁发动的代理人战争和直接入侵,不仅毁坏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秩序,更在短时间内制造了这些国家乡村大量的过剩人口,他们为了生存,抛却了自己的村落和土地,以合法(难民)或非法的方式举家流向发达国家的城市。当然,这些来自本国和世界各地乡村的流动人口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城市中的“他者”,承受着最为繁重和肮脏的工种,用最为微薄的工资维持着城市消费和房租资本链条的底层环节。马克思所描述的作为“资本的轻步兵”的流动人口仍然适用于来自乡村的流动人口——“资本按自己的需要”对他们进行随意的调配,把他们“既当作产业士兵又当作房客进行着双重剥削”29 。

  第三,来自双向矛盾的农业危机。

  毋庸置疑,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中,农业生产的技术研发和应用获得了日新月异的发展。但是,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却并没有消除农业生产的危机。食品匮乏、饥饿和严重营养不良仍然广泛存在于第三世界乡村。过于应用有待检验的农业生物技术仍然时刻威胁着人类未来文明存续的物质条件。这一危机体现了《资本论》所阐述的现代生产技术的双向矛盾:“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30——现代农业生产技术一方面从基因和生态的层面与自然相矛盾,另一方面又通过劳动剥削和市场分配与工农业无产者相矛盾。前者体现为依靠农业生物技术的垄断企业对全球农业生产的控制,它们既利用下游农业资本的利益驱动盈利,又通过威胁制造饥荒迫使“客户”持续购买其种子、化肥和农药。后者则体现为跨国资本对全球乡村生产资料的掠夺,这在第三世界既表现为世界食品垄断企业对土地和水源的大规模占有,又表现为小农的迅速破产和乡村赤贫人口的增长。31

  第四,乡村意识形态的危机。

  传统乡村的居民,由于自然经济的分散性和孤立性,并不具有政治联合的交往条件和共同利益,他们如同“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32。但是,资本化的乡村却仍然无法改变这种分散的阶级状况。这当然是资产阶级政治压制的直接“成果”。基于当代乡村经济和生态危机,长期被资产阶级强化的传统乡村意识形态中分散、屈从和缺乏理性的方面,最终促成了最近全球乡村意识形态危机的深刻进展。在发达国家,人们不难发现在经济转型困难的乡镇,由于高端人口外流、政党政治操控和收入增长缓慢,愈发极端和“原教旨主义”宗教观念开始成为乡村的精神慰藉。在发展中国家,一些治理失败的乡村则直接成为恐怖主义温床。

  如何把握住这些“契机”,从而将全球乡村纳入人类历史进步的潮流?《资本论》并没有给出直接的答案,十月革命至今的社会主义乡村实践,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乡村症候的持续揭露和批判,也许能够为近现代乡村危机的出路提供有效的方向,根据逻辑层次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展望:

  1.农业生产的真正社会化

  资本化并不是真正的社会化。近现代乡村之所以会成为城市和工业的附庸,并呈现出对人和自然的透支,主要原因并不是在于自然经济结构的崩塌,而是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当乡村中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成为私人资本所支配的对象,狭隘的私人利益和欲望将不断挑战人与自然的客观限度。“虽然资本家的挥霍从来不像放荡的封建主的挥霍那样是直截了当的,相反地,在它的背后总是隐藏着最肮脏的贪欲和最小心的盘算;但是资本家的挥霍仍然和积累一同增加……在资本家个人的崇高的心胸中同时展开了积累欲和享受欲之间的浮士德式的冲突。”33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毕竟仍然是一种社会化大生产,是相比传统农业生产更为先进的生产方式,其社会化程度越高,生产效率也就更高,对人和自然的透支程度也就更为可控。因此,当前对人和自然透支程度最高的往往是第三世界的乡村,在那里既存在着近似半殖民的地方农业资本主义,又发展出了近似于原始积累阶段的那种轻易诉诸暴力的非法治的乡村政治秩序。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劳动生产力和结合的劳动过程的技术基础越不发达”,资本家越是能够制造和利用乡村过剩人口,并通过分配环节造成的饥饿,使得严重透支劳动者健康和自然环境的生产部门成为过剩人口的“最后避难所”。34《资本论》中所描述的作为“巨大的衬衫厂等等的基础”的“农村居民的贫困”,非但不是社会化程度低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问题,反而是维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要条件。因其社会化生产的欠发展,家庭劳动制度主宰的“工厂的劳动大军大部分散布在农村中”,而低工资和过度劳动是这种制度“生产过剩人口”的“系统的手段”。35要实现农业生产的真正社会化,就必须让乡村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回归公共的社会结构。这一结构在当前阶段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经济制度,才能够逐渐发展出在乡村中真正联合与自由的生产方式——既能够消灭剥削程度最高、生态破坏力最强的乡村资本主义小生产,又能够超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对全球农业生产的霸权。正如列宁所说:“只有从个体的、单独的小商品经济过渡到公共的大经济……只有帮助农民大大改进以至根本改造全部农业技术”,才能最终“消灭工农之间的差别。”36——才能够解决近代以来不平衡的城乡矛盾问题。当然,这一过程“是非常长久的”,任何行政和立法手段并不能立刻完成这一过程,甚至只会延缓这一过程。

  2.城乡矛盾的历史基质的重构

  城乡对立是近现代乡村危机的主题。城市虽然只是一个客观的生产生活空间,但却是工业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的“城堡”。来自乡村的大量人口,成为这一“城堡”中服务各类资产阶级的现代“仆从”,供奉房租和消费市场的“羊群”,以及保卫资产阶级生命和财富的“雇佣军”。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的介入,使得乡村中的小农转化为雇佣工人,“他们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的物质要素”,同时也构成了资本所需的市场。37虽然在政治话语中,包括乡村人口在内的所有人都获得了权利和解放,但事实上阶级对立不仅得到了强化,而且成为滋养资本增长的悖论性的条件。压制和剥削乡村的城市虽然被言说为开放和自由的“平面”,在那里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成为“成功人士”,但这终究是一个“折叠的平面”,过剩人口不停地作为廉价商品涌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分工链条。因此,只有实现生产方式总体的社会化和公共化,才能够最终解决这一城乡对立的困境。而这一解决方案的名称则是共产主义。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38。

  3.乡村社会与生态的和解

  资本主义阶段,受制于私人利益的狭隘性,不仅使得阶段性经济危机不停地挑动着社会矛盾的爆发,更暴露了近当代乡村生态环境透支的社会根源。作为一个“史前史”的文明阶段,我们必须承认劳动生产力仍然处于低级发展阶段。因为,迄今为止我们仍然无法促成全球联合的、非利润取向的有效生态行动(尤其号称最为发达和富有的美国仍然拒绝签订各类生态协定),与此相应,“人们在物质生活生产过程内部的关系,即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很狭隘的”39。集中着资本霸权的城市,其生产和生活都建立于对乡村人口和自然的剥夺。乡村的自我丧失成就了城市的自我实现,乡村自然环境即使进入了城市生态意识,也仍是以城市中心的生活或消费展开的,例如为了避免“垃圾围城”造成的生活窘境,为了找到能够满足布尔乔亚乡间野趣的消费欲望的场所。在根本意义上,资本主义生产始终无法避免对乡村自然环境的剥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40而社会主义所建立的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化生产,则将扬弃这种以乡村生态为代价的生产力发展模式,通过城乡对立的消解而实现城乡生态的共同恢复。

  当然,这三个方面的实现都需要无产阶级高度紧密的政治联合,以及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而展开的科学实践。在20世纪,各国马克思主义者为实现城乡平等和乡村现代化做出了积极的探索,为今天的社会主义乡村实践提供了宝贵的正反经验。今天,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的实践,以及由中国共产党人引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将为人类走出近现代乡村危机提供新的方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既是乡村的人与自然获得真正解放的应有之义,更是人类走出城乡之间狭隘对立的必由之路。美丽乡村是城乡联合的社会整体的公共秩序,在其中是城乡界限被扬弃的共同劳动和共同生活,以及由此形成有别于现有乡村意识形态的规范性价值观。41但是,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经过艰苦努力和创造,要在斗争中才能实行”42。这一斗争首先是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和进步力量的发展,对资本主义霸权的持续挑战,其次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自我建设和壮大,在当代语境下,就是将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43。

  注释

  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06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0页。
  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6页。
  4(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08页。
  5(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6(5)例如认为造成乡村边缘化、荒芜和空心化的原因在于“乡村的精英人士大量流失、自治制度的失语失效、乡村治理的精神呈现断裂”,参见颜德如:《以新乡贤推进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理论探讨》2016年第1期;例如将解决土地抛荒问题的出路诉诸“土地处置权”的私人化,以便将集体土地作为保障私人利益的福利基础,参见秦晖:《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与农民权利保障》,《探索与争鸣》2002年第7期;例如认为必须通过挖掘和重构传统治理资源,才能够“降低乡村社会治理成本、提高乡村社会治理绩效”,参见李利宏、杨素珍:《乡村治理现代化视阈中传统治理资源重构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16年第8期;例如歌颂传统道德观念,认为这些乡村文化能够“以独特的秩序意义规范和约束着人们的行为,维护着社会的稳定”,参见赵霞:《传统乡村文化的秩序危机与价值重建》,《中国农村观察》2011年第3期。
  7(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页。
  8(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29页。
  9(8)马克思在第二十四章直接以“农业革命对工业的反作用”为题,讨论了资本主义化之后的农村和农业与城市和工业的关系。
  10(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60页。
  11(1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06页。
  12(1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97页。
  13(1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79页。
  14(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55页。
  15(1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4-35页。
  16(1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79页。
  17(1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5页。
  18(1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12页。
  19(1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39-740页。
  20(1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49页。
  21(2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52-453页。
  22(2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11页。
  23(2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96-797页。
  24(2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36页。
  25(2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95页。
  26(2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38页。
  27(26)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200页。
  28(27)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4页。
  29(28)例如曾经的广东省贵屿镇以电子废弃物进口而“着名”,该镇大量村民从事粗放的电子垃圾的分类和回收,造成了严重的土壤和水污染,以及极高的婴幼儿铅中毒发病率。
  30(2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65页。
  31(3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08页。
  32(31)1972—1974年孟加拉农民出售自有土地情况的考察说明,拥有土地越少的人出卖土地的比例越高,这一发展趋势不仅使小农更加贫困,而且,即使在相对丰收的年份,他们也会因劳动力—大米权利的变化而变得更容易陷入饥饿。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86页。
  33(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6页。
  34(3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85页。
  35(3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32页。
  36(3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11页。
  37(36)《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8-159页。
  38(3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57页。
  39(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页。
  40(3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7页。
  41(4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79页。
  42(41)林育川:《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规范正义——一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哲学研究》2018年第8期。
  43(42)《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0页。
  44(4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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