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查氏水西庄雅集的江南文化探析

 文学理论     |     by 思玛特SMTRU     |      2019-08-05
     清代雍乾之际,天津查氏水西庄雅集盛极一时,为此时北方文学繁荣的重要标志。然而,尽管水西庄地处北方,其雅集不可能腾离特定的物理空间,难免受所处地域文化的渗透,但总体而言,水西庄雅集较少朔北文化特质,而表现出浓郁的江南特色。这种江南特色却反而崇高了水西庄在南北文人心目中的地位,也深化了其雅集内涵,使之成为雍乾之际诗坛一道独特的景观,值得我们关注与讨论。
一、地缘、人缘 :天津水西庄文化的江南因子
     历来南北文化有着鲜明的分野。以中原、齐鲁、燕赵为代表的北方文化推尊儒学、注重理性、讲究实际、强调规范,有着山一般的浑厚质感 ;以江南、楚地为代表的南方文化好尚老庄、偏重感性、追求浪漫、崇尚自由,有着水一般的灵动气韵。不同的文化类型往往以其附著之地命名。作为文化承载空间的地域概念既指地理位置,也是行政区划,更是意象空间。作为意象空间的江南,有着鲜明的感性化、个性化、诗意化色彩。所谓雅集的“江南化”,正是指非江南区域发生的雅集文事,其参与主体却体现出较多的江南人格,其活动空间也氤氲着典型的江南气韵,无论就内在精神还是外在形式看,都含孕着江南文化因子,表现出浓郁的江南特色。北方雅集的江南化特征的形成与江南文化的地位以及影响力、亲和力有关。历史上中国文化中心曾经有过三次南迁的波澜,大体说来,自宋室南渡定都临安后,雅集文事一般就较多地集中于江南。尽管元明清都定都北京,但北、南大体呈现为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分离的态势,江南作为文化中心的地位基本未变。这一方面是由于江南人乐山乐水、唯美尚文、崇尚自由、好尚享乐的诗意追求更贴合人之本性 ;另一方面则因江南风和日丽、山柔水软、物阜民丰的自然条件足以承载支撑之故。因而江南文事频举、雅集叠兴,且多在私家园林中,呈现出率意潇洒、闲适自足的名士风流,绮丽而又细腻。比较而言,北方文会则相对较少,这既跟北方人志在兼济的现实追求有关,也受制于北方粗犷雄放、相对糙劣的自然条件。尤其是清代前中期,满族政权出于钳制喉舌、控扼士气的需要,曾一度限制文人集会,北方作为强权统治的中心,受政权威慑,文会雅集自然较前代更少,且往往弥漫着浓郁的政治气息和衙署气味,朴质而典重。以消闲娱乐为目的或以情感抒发、唯美追求为取尚的纯文学雅集,朔北远不及江南兴盛。即便有,也多呈现出南北文人融合交互的场景,展现出南北文化互动的双重特质。因为,行商或仕宦的江南文人作为江南文化传承的主体游走四方,使江南文化以其较强的亲和力影响及于北方,因而,即使是北方的文会,其主事者往往也是江南人。北方文会的江南化现象,在天津水西庄雅集中表现得就很典型。
     天津属燕赵之地,位于运河之岸、河海之冲,枕河而襟海,既是畿辅门户,又是天子渡口,还是北方泽国,其文化是北方文化、运河文化、海洋文化兼容的产物,体现出包容开放、多元并存的特点。正是这种兼容,使天津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既奄有众长、又自成一体的特色,其中尤不可忽略的是江南文化质素。
     由于北依燕山、扼守京畿,又地处水陆交汇之要冲的特殊地理位置,天津向来是古代军事重镇,“自故明设卫止,修武备而生齿未繁,文教未兴”。因而,可以说“尚勇力而椎鲁不文”,是清代以前天津的传统特色。到雍正三年(1725),天津改卫为州,雍正九年(1731)又升州为府,始得“邑属赤望,沐浴圣化”,并迅速发展成为“户诗书而人礼让”的新兴文化城市。而在这过程中,江南士商的大量涌入对其地域文教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江南文化借运河之便北上,在北方文教积淀不深的津门获得了生存的空间。正是文化上的兼容并包、广吸博纳,使原本就有北方之水乡泽国自然条件和地理样貌的天津赢得了“小江南”之称。查为仁曾有《采菱曲》二首,其中有句云“漫说直沽风物异,有人曾唤小江南”,汪沆《津门杂事诗》亦谓天津“唤作小江南也称,僧衣一带抱回塘”。地志中说“天津一城,三面临河,大海在其东南,三角淀绕其西北”,其水域之富并不亚于江南。杨柳青绿柳依依、海光寺沃野无垠、城南郊水田百顷,随处可见疑似江南的景致。同时,毗邻渤海、岸靠运河的地理优势,也使天津的鱼盐漕运十分发达。商贾萃集之处,都兴土木、造园林,吸纳天下文士,其热闹繁盛颇可比肩江南。较著名的私家园林有龙氏的玉红草堂、佟氏的沧浪考槃、安氏的沽水草堂、金氏的岭南轩、张氏的遂闲堂及问津园等,这些园林莫不“宛有江南村落风景”。这种充满江南特色的景观风貌和经济情状为天津一地的文化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且其岸靠的运河直通吴越,南北往来的士商尤以江南人居多。曾有学者对《天津县志》《续天津县志》《天津县新志》所载的清初由外地迁至天津者的原籍做过地域分类,发现其中来自江浙的人占大半。这些北迁的南人不仅推动了津门经济的发展,更为其带来了江南水乡文化的滋养。
     天津原来尚武不文的独特历史传统使其在文化建设方面留有较多的空白,从而拥有足够的空间接纳并融合江南文化,在包括来自江南的相对较为成熟的文化的引领下,天津在文教初兴不久即出现了“民俗敦庞,人才蔚起”的迥异前代的文化格局,而其时正是水西庄雅集频兴并走向鼎盛的时期。
     可以说,天津地域文化发展过程中所汲取的江南文化因子,为水西庄雅集的展开铺设了富有江南情韵的文化空间,而雅集宾主的江南化人格更是从外在形式和内在精神两方面强化了雅集活动的江南特质。首先,作为雅集主人的天津查氏家族即来自江南,其文化性格和气质心态的江南特色决定了雅集活动的情感基调。水西庄查氏祖籍江西临川,即属于“中江南”区域范围。尽管该家族在北迁宛平三代之后又移居天津,然其与江南查氏各支派联系密切,彼此之间有着难以割舍的血亲之缘与文化关联。其中尤以海宁查氏与之往还最为频密。“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的海宁查氏作为江南望族,它与天津查氏的交往,不仅密切了宗亲间的联系,更扶持了天津查氏家族文化的发展。天津查日乾与海宁查慎行、查嗣瑮兄弟交好,这“海宁二查”常客天津查氏于斯堂,与查日乾诗酒赠答 ;查日乾长子查为仁曾学诗于查慎行,其诗被袁枚赞为“深得初白之诗教者”;第三子查礼诗文亦曾受海宁查奕楠指点。此外,在水西庄雅集由兴起至鼎盛的近三十年中,海宁查氏参与水西庄雅集活动见于记载者达十多人,且多为当时诗坛闻人,如查曦、查学、查昌业等。与海宁查氏的交往,使得北迁已百余年的天津查氏依旧保持着江南士人的文化性格。此外,天津查氏的戚属姻亲也多江南地缘 :查日乾之母(马氏)、姐婿(马玉章)、长媳(金含英)皆山阴人;女婿(李授)、次孙媳(陈邦彦第四女)皆海宁人 ;仁和杭世骏也自称与查氏有婚姻之好……血缘、亲缘、姻缘、交游之人缘的江南因子使天津查氏家族文化深深地烙上了江南印迹,这单单从园林构筑即可见一斑。水西庄占地百余亩,其建筑兼具北方园林开阔疏朗与南方园林细腻柔媚的特点,其中“二分修竹三分水”、“轩棂虚敞,坐挹风帆云树于无际”的园林景色更是主人之江南情结的最好诠释。
     正由于主人的气质、心态与江南文人有着相似性,加之其博雅好文,为水西庄招揽了大批江南文人,成为水西庄雅集江南化的重要动因和突出表现。英廉在《津门杂咏》中就说“船上买花吴语腻,水滨修禊越人多”,足见水西庄宾客也以江浙文人为主。据查为仁《莲坡诗话》《蔗塘未定稿》,查礼《铜鼓书堂遗稿》《沽上题襟集》等水西庄相关文献所载,水西庄雅集宾客中江南文人占总数的3/4,其中尤以浙江文人为主。乾隆六年(1741)查礼辑《沽上题襟集》,为现存唯一一部较为集中载录水西庄宾主唱和诗作的集子,共八卷,其中查为仁、查礼、吴廷华、刘文煊、汪沆、陈皋、胡睿烈、万光泰各占一卷,有诗676首。另附查为义、朱岷、厉鹗、余懋樯、周焯、赵贤、赵昱等宾主24人的35首诗歌。据厉鹗《沽上题襟集序》所述,此集原本还“附有联句、诗余二卷”,惜今已不可见,但从现存部分诗作中仍可见浙江文人在水西庄雅集中的地位。集中所载诗人除去查氏主人,仅周焯为天津人,余者朱岷为江苏武进人,其他皆为浙江人。厉鹗所谓“主其家者,多浙中名胜”,诚非虚语。
     可以说,天津的地理条件及水西庄的园林风貌为雅集营造了富有江南情韵的物理空间,而水西庄宾主源出江南的人脉关系更使雅集活动浸润在极具江南特色的文化生态之中,地缘和人缘共同促成了水西庄雅集的江南化。
二、世道、人心 :水西庄雅集的江南化表现
     水西庄之创建缘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人文生态。其主人天津查氏自明万历十八年(1590)始由临川北迁至宛平,五传至查日乾(1667—1741),始迁天津。查日乾素有经济,以业盐起家,成为津门盐商大贾,并由贾而儒,著有《左传臆说》《史腴》等史著,教育子弟走科举仕进之路。却不意无论是坐贾还是为儒,都迭受案狱打击。查日乾于康熙六十年自撰《重筑于斯堂记》曰 :“不意甫数年,涉入帑案,平昔经营尽入于官,身几不保。又赖先慈叩阍蒙恩得释。……更不自揆,又罗文网,父子拘幽,计穷力竭,以为自今难幸免矣。讵意至乙亥秋及庚子春,俱得邀恩释放。” “于斯堂”为查氏于水西庄建成之前的私家宅邸堂号。《记》中所谓“涉入帑案”事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查日乾因天津大盐商张霖带卖私盐案的牵连,被系狱四年。所谓“又罗文网”,指的是其子查为仁遭遇科场案之事。康熙五十年(1711),查日乾子查为仁(1694—1749)18岁,初次应顺天乡试,即荣膺解元。然其时朝廷因党争而兴大狱,查为仁被诬贿赂主考官、请人代笔,视同作弊,先被定死罪,后与父查日乾被关押狱中长达八九年之久。康熙五十七年(1718)秋冬之际,查日乾妻马氏捐银二万两为夫赎罪,父子遇赦,查日乾随即出狱,两年后即康熙五十九年(1720)春查为仁始得释放。此事对查为仁影响极大,他直觉得“前程真似漆”,万事颓废,心如死灰,整日案堆《楞枷》而已。水西庄之筑,正是蒙冤初白但仍心中耿耿之时。对此,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有载:“为仁既不幸婴世网,绝意仕进,澹然一无经营,因筑园于天津城西三里近河之处曰水西庄……庄离京都不满三百里,大江南北往来冠盖相属,一刺之投,辄延款如故知,一时名宿如万光泰、厉鹗、刘文煊、陈仪皆主其家,觞咏唱酬无虚日。”如此,则水西庄之筑及雅集之举,一则为蒙冤受辱后意欲告白天下以求心理补偿 ;二为表明优游林下、“绝意仕进”、与世疏离的野逸姿态 ;更重要的是为了在重归江湖后,网罗同样失意的在野之士,以放达的生活方式,与时世抗争于无形。
     水西庄在运河北岸,三面大河环抱,以在卫河之西,故名。始建于查日乾、查为仁父子出狱之后,至雍正元年(1723)已建成不少台阁,雍正七年(1729)终于落成。
     上文论水西庄的江南地缘和人缘,曾言及南查中人对北查的影响。从水西庄的始建时间和“海宁二查”的出处情况看,查慎行、查嗣瑮兄弟与查日乾的往还及对其子弟的师授当在顺天科场案前、在北查的于斯堂中,而水西庄中并不曾现“海宁二查”的身影。但南查北查早年的这种频密的家族关系对在文学上尚处于起步阶段的天津查氏颇有扶持提携之功。而让海宁查氏家族惊魂不定的庄氏《明史》案、让查慎行余生痛悔不已的国难日观演剧案,对南查族人的立身处事和诗文内容风格都有重要影响,而这同样影响了有师承关系的北查子弟的行事和创作,查慎行向往的“烟波钓徒”生涯早已是一种理想的基因殖入了宗人的血脉。在查慎行、查嗣瑮后,活跃于水西庄的有长查为仁兄弟一辈的查嗣琪等,平辈的有查学、查祥、查复等,晚辈则有查昌业、查昌文、查昌景、查承源、查隆礼、查曦、查奕楠、查懋诸人。其中尤以查曦与查奕楠最为活跃,而其时已是水西庄盛日的乾隆时期,此时海宁查氏则处在家族发展的低谷阶段。究其根源,则又是案狱的荼毒。雍乾时期清廷为维护政权而大兴案狱,其中以江南文人遭遇的荼毒最为频繁且惨烈,而海宁查氏更是深受其害者。尤其是雍正四年(1726)的查嗣庭试题案,南查族人受牵连者上百,或获罪,或处死,或流放,处置甚严,查嗣庭本人服毒自毙于狱中,雍正下旨戮尸枭示。受此案影响,浙江停乡试三年,并设观风整俗使监督士人思想行为。此案既成,海宁查氏家族一蹶不振不说,江南士人很大程度上都被断了仕进之路。而天津查氏作为海宁查氏的同宗,虽未因此受到牵累,但回顾家族同样不堪的历史,目睹铁腕政权统治的血腥残酷、血亲宗人下场的悲凄惨烈,其精神心态自然是惊悚悸动、与时疏离的,而这种心态恰是此一时期江南文人最为突出的情感表现。共戴一片天,北查南查的心是相通的。血案之后,雅集继续,交好仍旧,不同于以往南查对北查的扶持奖掖,至此,北查以其雄赀俊才及在南北文人中的影响地位,于落难中的南查反有遮荫蔽护之功,而南查则仍然凭其诗艺对北查子弟承担起师授之职。这种同气相亲的至情,在查奕楠乾隆四年(1739)客水西庄南归之际查礼的送别诗中可见一斑 :“万藟庇同根,沆瀣通一气。族姓同所敦,师承昔所贵。二者况合并,尊亲道兼备。”
     南查北查的颇多磨难的遭际只是康雍乾所谓“盛世”文人心灵深受桎梏的一个缩影,在诗文化政策日趋箍紧的总体氛围下,心灵受戕而依然不屈的灵魂不知凡几。活跃于水西庄的,往往都是在科场、仕途不如意或对当朝心有不满的布衣寒士者流,尤其以江南文人特别是浙江文人参与水西庄雅集次数最为频密,逗留时间也最久。如钱塘汪沆,乾隆元年(1736)博学鸿词科报罢,遂留水西庄参与雅集酬唱,直至乾隆八年(1743)入闽中将军幕始离开天津,淹留此间前后达八年之久。至乾隆十三年 (1748),汪沆再度入津,恰值厉鹗客水西庄,遂与之畅叙久别之情,并在查氏兄弟的热情款待下与吴廷华等人宴饮酬唱、促膝交心,相与甚欢。另如陈皋,为汪沆同乡,早年结识。乾隆三年(1738)汪沆承查为仁之意以书信邀陈皋来水西庄。陈皋也极受查氏兄弟礼遇,与汪沆共主水西庄达5年之久,在水西庄殆无虚日的雅集酬唱中随处可见他们的身影。汪沆离津后,陈皋除曾往扬州外,大部分时间仍客于水西庄,与同仁们日夕把臂,饮酒赋诗。此外,还有余尚炳、潘世仁、符曾、吴可驯等江浙文人,皆为水西庄的主要宾客,他们共同构成水西庄雅集中稳定的诗人群体,影响着水西庄雅集文化的外在表征。由此造成了一种颇具意味的文化现象 :清诗史上所谓的浙派,其人员构成和活动空间远非浙江一域所可限定。在雍乾之际的特定时空中,江南布衣寒士拒绝人性萎缩、挣脱心灵桎梏,追求自由、审美的主体价值,表现出从容、诗意的人生姿态,他们荒寒冷寂、独立不羁的心态行迹,不仅在平和安逸的雅集氛围中获得了养护,更由此彰显了水西庄雅集的江南化特色,深化了雅集文化的内在意蕴。
     江南文化的内涵极为丰富,表现形态也多种多样,有风花雪月的闲逸潇洒,也有耕织渔桑的平淡静谧,还有山水花竹的幽远适意,等等。不管哪种表现形态,其中共有的文化标识则是对人的生命本体的尊重。相对于朔北文化的重集体利益和伦理规范,江南文化更重个体自由和感性审美。无论是对待生活的态度,还是面对名利的选择,抑或是对文学情境的编织,江南文人流露出的往往是对人性本真的执着。水西庄宾主与江南文化血脉相连,以他们为主体的文学雅集,正以真性情为诗人间相因依的情感标志,其雅集活动的江南特色也在“真”的情感统摄下得以凸显。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首先是诗性审美的雅集旨趣。刘士林先生曾说:“江南文化的精髓在于‘审美—诗性’精神”。诗性审美的内涵极为丰富且复杂,简而言之,即以无功利的审美态度对待生活中的一切事物,从而获得心灵的愉悦。水西庄雅集的宗旨正是怡情适性,展现的多是“花枝低侧帽,烛影烂摇屏”的风流闲适,最终指向的是率性而为、轻松快意的人生乐享,获得的是人性本真的释放。
     花酒宴饮是水西庄文人生活的基本形态。席间的觥筹交错、宴上的樽琴佳兴,使得文人们完全沉浸在自己构筑的精致生活情态中。钱塘陈皋在查礼招众人欣赏水西庄牡丹时曾有句云 :“得闲且来亦作乐,有酒不醉无其愚。”其中所表达的无与时事、尽情欢醉、乐享人生的态度正道出了水西庄宾主的心声。这种诗酒随性的氛围笼罩着整个雅集活动,不仅江南文人陶醉于此,连北方文人也止不住生命本性的促发而性情流露,直呼“不厌狂奴诗酒泼,抱琴一日一回来”。且水西庄的宴集并非单一的诗酒形式,而是以诗酒为主,配合乐、舞、书、画、游戏以及评鉴古器物等形式的综合性宴集。这之中既有口腹之享、耳目之娱,还有高雅文化的审美体验,可以说雅俗结合,全方位地为文人提供了生活化的审美享受。雅集中的文人不仅以静观的姿态欣赏美的事物,同时也参与美的创作,将自身融入审美之中,丰富了审美带来的快感体验。雍正十三年(1735),商盘北上入都,经水西庄,查为仁出歌舞演剧,宴饮款待,席间“元郎度曲,毛郎迭奏,宝意(商盘)自吹紫箫和之”。这种情不自禁,一方面源于歌舞戏剧的赏心悦目,另一方面正是其诗性审美心态的流露。此外,北地冬日寒冷,查礼邀请同仁宴饮,“联床作席,促膝传觞,非楫非轮,且篙且靷,飞觥既惬,响竹交鸣,创千古之水嬉”,更是以奇思异想获得了诗意的享受,其雅趣与昔日兰亭雅集的流觞曲水相比,恐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万光泰则更是将对精致生活的追求落到了实处,于炎炎夏日仿正始年间郑公创碧筒之事作莲蓬酒杯,正是“芙蓉冠帔好,吾醉欲凌风”,闲雅之中透着惬意,亦为水西庄文人所效仿。
     其次是隐逸疏离的宾主心态。江南山水秀丽,多隐逸之士。自魏晋高蹈遁世之风盛行后,江南隐逸潮流随之暗涌,隐逸形式也由传统的山林之隐发展为市隐、朝隐以及借园林以隐等多种形式。北方政治气息相对浓厚,北人往往有用世之志,而较少隐逸之想,北方园林中更少见隐逸文化。但水西庄作为毗邻皇都的北方园林,其中的雅集活动却表现出浓厚的隐逸色彩。对此,我们仅从水西庄宾主对“菊”的情有独钟即可见一斑。“菊”被称为“逸友”,自陶渊明“采菊”后,菊花与隐逸被审美同化,种菊、赏菊、咏菊之举也因承袭陶令遗风而具有悠然之野趣。水西庄之菊素为津门之冠,其园中顾顾斋、澹宜书屋、花影庵、秋白斋、屋南小筑等皆植有各类菊花。其中尤以秋白斋的洋菊为盛,其数有千本之多,品种亦多而优。乾隆二年(1737)闰重九,查为仁招宾客集秋白斋开樽燕赏,分赋洋菊,应邀参与者达15人之多。席间“墨瀋淋漓,酒光潋滟,达五鼓始罢”。此次集会为津门文人称羡,水西庄的洋菊也因此成为津门胜景。水西庄内类此雅集赏菊活动每年都有,且次数频密。借花酒以追陶令、骆丞,“抽身物外,息影田间,啸傲于白雁清霜”之野的雅集主题多不胜数。
     这种隐逸之风并非文人们故作姿态、标榜清高的矫饰行为,而是在特定的空间内烙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是文人们与世疏离心态的外在表现。水西庄雅集发生、发展于雍乾之际,至乾隆元年鼎盛,而此时正是清代社会走向升平的阶段,同时却也是文人精神生活最为压抑的时代。其时波赓浪叠的文字狱、科场案、奏销案、通海案等多数与江浙文人有关,南查北查都身罹其中。士不遇、士晚遇,甚至是士人因文字无端遭灭顶之灾的现象随处可见。面对此种局势,文人或对清廷失望而绝意仕进,或为保全自我而疏离社会政治。故此一时期的文人隐逸在追求闲适野趣的表象之下多了一份坚韧与无奈,回归了隐逸始祖陶渊明不使“心为形役”的隐逸初衷。他们将此种心态带入水西庄雅集中,与水西庄“不饰榱题不画梁,结茅环堵也成堂”的质朴秀野相契合,使水西庄富有野趣的“城市山林”形象得以凸显。而水西庄主人查为仁的心境正与此相契。他荣膺解元却被诬系狱,此后万事不关心,直“拟傍园官学种瓜”。因此,宾主心态自然相互契合,共同助成了水西庄雅集“山林俗不争,遗荣迹远辱”的文化取向。
     再次是缘情尚真的文学风貌。文学,尤其是诗歌,是以真感情打动人的。然而,盛清时期清王朝及其政权组织却以前所未有的热情介入诗歌创作领域,以无形之手掌控诗坛。他们一方面以控扼手段钳制士人思想,另一方面以怀柔政策宣扬盛世雅音,使得盛清诗坛外在虚华浮荣、内里言不由衷,跟清初相比,纱帽气、缙绅气日益凸显,庙堂诗歌表现出了生气不振之现象。与此同时,盛世的布衣寒士备受压抑迫害,尽管内心荒寒,却有一股不得不发的郁勃之气,待发言为诗,展现出的是与清廷宣扬的雅正诗风截然不同的文学风貌,成为盛清诗坛发展的活力源泉。这些布衣寒士多出于江浙之地,他们将素来崇文主情的江南文风与特定时代的情感心态相结合,形成盛清时期江南特有的文学风格,并将之不自觉地位移到水西庄雅集之中,成为雅集文化江南化的又一突出表现。
     水西庄雅集作品在主题取向上多集中于雅集圈内的游乐活动以及个人的情感抒发,较少言及社会政治和百姓民生,表现范围较为狭小,由此也决定了其作品多为缘情绮靡之作而较少载道言志之篇。其中的“情”包含了“性情”与“真情”。雅集作品,一方面表达了友朋间晨夕把臂、宴饮唱和的怡情适性、乐乐陶陶,在这种融融泄泄的氛围中,文人们完全抛开尘俗的烦恼,随性而为、乐而忘忧 ;另一方面,表达了友朋间长期共处、相濡以沫的手足般的深情,足可感人肺腑。两者都是文人雅集中情感的真实流露,而后者更是水西庄雅集文化内涵的核心体现。水西庄文人因审美意趣与人格心态的彼此认同而相互聚合,在波谲云诡的“盛世”政局中,他们或许经历不同,但内心的辛酸凄苦和忧惧愁怨却是相同的。借助雅集酬唱的平台,这些“尘埃憔悴无人问”的落拓者,终于找到了使他们“心激昂”的知己,彼此慰藉,互诉心声,以友情维系心脉,以诗歌抒发情志。水西庄内的“会友乐群,相宣以道”,正是这种患难与共的莫逆之情的表现。文人们借诗词抒发性灵,将“真”与“契”的情感体验真实记录,全不见丝毫伪饰或是随意应酬。这与无关痛痒、略无生气的盛世雅音全然不同。如此“真性情”的表达以集群之势出现,堪称弥足珍贵。
三、江南化的水西庄 :安放心灵的精神家园
     江南文化蕴含的是适性、自由、美好、和平的人生向往。这是自古以来人们不断追寻的人生目标,素来敏感多思、清高自持的文人对此尤为渴望。津门是文人往返京城的必经之地。在世事诡谲的雍乾之际,文人们行迹漂泊无依、心灵备受危迫,而水西庄雅集呈现出的江南情韵,对南北往来的文人而言不啻是一个文化桃源,让浮沉于京洛风尘中的江南文人在这皇城近畿感受到恰似来自故土水乡的温柔慰藉。由此,水西庄在文人眼中便不仅仅是休闲游乐的园林,更是他们的精神栖息之地,这也正是水西庄雅集的文化价值之一。
     水西庄宾客从雅集中获得的水乡慰藉首先表现为对故乡愁思的舒解。水西庄内景、事、物、人皆带有江南情韵,犹如一个缩微的江南村落。文人们离乡北上,萦系心头的一缕温情正是对故乡的日夕牵挂,当面对水西庄内随处可见的江南景致,其深藏内心的羁旅乡思便被撩拨了起来,其思乡之情也随着诗意的抒发而得以释放。乾隆四年(1739)夏,水西庄内红菱成熟,查礼以五十枚赠与葛信天、张凤孙。红菱是典型的江南风物,北方少有栽种,是引发南人乡思之物。当葛信天在离乡千里的天津与友人分甘此物时,不禁感叹“莫讶乡心又撩乱,果然风味是江南”。身处远方,乡情难以排遣,而水西庄中的江南风味便成了乡愁的替代补偿。在这里,他们获得的并不只是口腹之欲的满足,更多的是一种情感的慰藉。正如张凤孙食红菱后所言 :“芳鲜只供骚客嗜,声价岂要皇都增?”在他们眼中,此一红菱的珍贵并非因其产于皇城近畿难得一见,而是其中蕴含着江南情韵,令人神思情往。诗人“十年书剑去乡国,鸳凫旧梦空飞腾”,内心漂泊孤苦、郁结难消,而水西庄内的江南风物及主人的殷勤存问,使之仿佛回到了久别的家园,诗酒间“都忘踪迹滞燕土,但觉尘翳消胸膺”。水西庄雅集中的江南情韵为文人们营造了温情适意的氛围,使得北上文人减却了“燕到九秋都是客”的凄凉体验,感受到的是“人辞上国暂如归”的温馨。
     然而,“江南情结”并非仅江南文人所有。江南文化是一个地域文化的概念,但又有超越地域的广延性,代表的是文人们普遍抱持的对自由美好的向往。故此,水西庄给予文人的水乡慰藉更多的是对其精神和心灵的养护与宽慰,其施受对象则包含了南来北往参与雅集的所有文士。清代“盛世”士人精神压抑,无论是仕途功名还是行为言论,甚至是个人的情感表达都受政治的介入和控制。这种情况在雍乾之际尤为明显。文人们精神郁闷、生活逼仄,对自由适意的生态环境尤其渴望,而水西庄雅集中展现的妩媚而诗意的生存空间、从容而放达的生活步履、自由而审美的价值追求、和谐而真诚的心灵关系、厚重而精致的文化精神——满溢的江南情韵恰好满足了他们的需求。他们置身于淡雅秀美的园林风景中,感受着如江南山水般的柔美惬意 ;在山水清音、诗酒宴舞间进行怡情适性的雅集酬唱,享受着自由快意的人生,于轻松和谐的友朋欢聚中调和着他们为世所迫的忧愁惊惧的心理。也正因此,那些漂泊于京洛风尘中,或功名无成,或生活窘困,或抑郁愁苦,或惊悸不安,身心皆饱受煎熬的士人,在水西庄找到了舒筋活络、疗治伤口的灵药。尤其在政治控制最为严酷的皇城脚下,四处皆束缚与压迫,只有邻近的水西庄如同沙漠中的绿洲,以富有江南情韵的雅集活动展现出别样的生机,为他们遮蔽风雨、温养心脉,缓释其漂泊无依憔悴愁苦的心理郁积。水西庄成了南北往来失意文人的心灵休憩之所,其雅集活动的内涵也由此得到了深化。
     水西庄宾主的内在精神和情感体验与江南文化相糅合,形成了南北交融而江南表征尤其明显的独特文化,成为水西庄诗歌酬唱活动展开的精神向标,牵引着雅集文人的情感走向。文人们以此为情感主线,相互聚合,彼此扶持,在情感慰藉的寻求中真诚相待、和谐相依,温润的雅集文化使熏沐其中的江南游子之身心自然得以滋润和养护。而此种功德在文士心灵集体遭劫的雍乾时期,无疑提升了水西庄在诗坛和文士心目中的地位,也凸显了其雅集活动的价值与意义。水西庄是在野文化抗拒庙堂文化的据点,是南北文化交融的关口,是江南文化北进的津渡。江南诗性文化在这里显示了它的虽然阴柔但足以坚韧地并峙和抗衡朔北伦理文化的力量。这是我们在考察水西庄雅集文化时不该忽视的。
参考文献:
     [1]陈弘谋.津门杂事诗序[M]汪沆.津门杂事诗.清乾隆四年刻本.
     [2]王又朴.诗礼堂古文序[G]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 :第248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3]吴廷华,汪沆.天津县志[M].清乾隆四年刻本.
     [4]陈卫民.天津的人口变迁[M].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5]袁枚.随园诗话[M].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
     [6]厉鹗.沽上题襟集序[M]厉鹗.樊榭山房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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