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法与惠益制度研究

 民法     |     by 思玛特SMTRU     |      2018-11-03
 
第1章 引言
1.1 研究问题的背景
2017年11月27日,世界首个体细胞克隆猴在中国诞生,这是国际上首次实现非人灵长类动物的体细胞克隆。主要研究者认为:依靠这项研究,我国可以建成以非灵长类为模型的“Jackson Lab” ,成为世界非人灵长类动物模型的主要研发基地和产业链。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表示:此项成果将有效缩短药物研发周期,提高药物研发成功率,使我国率先发展出基于非人灵长类疾病动物模型的全新药创制与研发,助力“健康中国2030”目标实现,也必将极大促进全球生命科学基础研究和转化医学的发展 。在过去的短短几十年中,我国生命科学领域已经取得了一批举世瞩目的成果。
我国发展生物技术产业具极大的优势,拥有全球最大的市场和受众,这使得我国生物技术综合实力迅速提高。同时,我国是世界上极少数的农业大国和农产品需求大国,而我国农业发展目前已经进入到合理利用农业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提高农产品科技含量的阶段,在未来还将继续大力发展转基因、生物碳、组织培养、生物防治等技术综合提高我国农业生产品质和产量。医药与健康领域,利用生物技术提高我国15亿人口的健康水平是我国医疗产业要重点考虑的紧迫问题。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严重威胁着我国人民的健康,而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缺乏有效治疗手段,在未来,随着基因诊断、靶向治疗、组织工程、干细胞治疗、生物芯片等技术的逐步成熟将对我国医疗健康产业产生巨大影响。在新能源开发利用领域,微生物发酵产生物乙醇、生物柴油已经是十分成熟的技术了,而如何将这些技术真正转化为可替代型能源还需要不断探索。毋庸置疑,生物技术及伴随其诞生的相关产业本生的发展极具潜力和前景。
生物技术已经成为现在世界上发展最迅速,最具前景的应用技术,克隆技术仅仅只是众多对人类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技术之一。还有更多基因工程,蛋白工程,酶工程,细胞工程,组织工程等生物技术将大大推进人类对生物体的认知进程,进而影响人类自身的进化和发育。美国筛选出未来30年最值得关注的24项新科技,而其中涉及生物技术领域的便有11项。全球10大畅销药物中,生物技术药占7个。全球都瞄准了生命科学产业这一即将带来巨大利益的领域,预计到2020年,全球仅药物研发一项投入将接近1820亿美元。而全球的干细胞市场,到2018年底也将达到1200亿美元,并还在以每年增长23%速率进行复合式增长。预计到2020年,生物技术药物将达2910亿美元,其占比将超过1/4。另外,全球免疫类药物总销售额的79%、肿瘤类药物销售总额的35%都是生物技术药物 。
具备潜在价值的生命体,包括植物、动物和微生物都可以作为生物技术的研究对象,并被称为生物遗传资源,生物遗传资源的意义除了保持物种层次的多样性,还包含种质资源的意义,是遗传资源的载体,也是育种的母本。生物遗传资源的存有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生物技术的价值体现。
2017年8月23日国务院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印发《“十三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重点任务分工方案》的通知第48条规定:研究开展反不正当竞争法、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生物遗传资源获取管理条例以及中医药等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制修订工作(科技部、环境保护部、农业部、商务部、卫生计生委、海关总署、工商总局、林业局、知识产权局、法制办按职责分别负责)。越来越多的事例证明随着现代生物技术发展,生物遗传资源作为一国最宝贵的战略物资,在解决粮食、健康和环境问题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也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关注生物遗传资源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以商业化为目的对其加以研究与利用。然而,生物遗传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分布并不均衡,大部分资源都集中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获取这些生物遗传资源进行研发进而产生商业利润,发达国家利用自己在生物技术上的优势,无情掠夺发展中国家的生物遗传资源,一来是剥夺发展中国家对本国生物遗传资源使用的知情权,二来则是没有遵从惠益共享的原则给发展中国家应得的回报。造成了生物遗传资源获取者和生物遗传资源使用者在获取与惠益分享方面的矛盾
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通过了具备里程碑意义的《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揭开了在全球范围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篇章。中国于1993年1月初加入公约,成为最早批准公约的缔约方之一。《公约》随后在1993年12月26日生效,迄今已有193个缔约方,成为全球环境保护领域最重要的多边协定之一 。根据《公约》生效前政府间谈判会议的决议,各缔约国需要进行生物多样性的国情研究,以此作为《公约》生效后的一项主要后续行动。为了建立并完善生物遗传资源惠益分享国际制度,第六次及第十次缔约方大会上通过了《波恩准则》与《名古屋议定书》。这两项文书明确了获取并分享生物遗传资源所带来的惠益应具备的基本程序,规定了惠益分享是各缔约国必须履行的一项法律义务,规定具备一定的强制力。《公约》、《波恩准则》和《名古屋议定书》共同构成了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除此之外,1994年世界贸易组织建立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以下简称TRIPS协议);2001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通过了《粮食与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ITPGRFA国际公约)。它们与《公约》、《波恩准则》、《名古屋议定书》共同构建了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现有的国际规制框架。纵观现有的国际规制框架,可以看出《公约》、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ITPGRFA国际公约还有TRIPS协议分别代表了生物遗传资源中不同利益方的声音,一个是生物遗传资源的提供方,一个是生物遗传资源的使用方。《公约》与ITPGRFA虽然在保护对象上持有一致意见,然而在具体的惠益分享形式上却存有差异,《公约》注重获取生物遗传资源时需要事前知情同意和共同商定,ITPGRFA则是在多边系统范围和生物遗传资源科研用途的界定上存在模糊性。生物遗传资源的取得与分享之间本来就是一对矛盾的范畴,这些矛盾在现有协议中集中体现在TRIPS协议上,在制度内容上则体现为专利申请中的来源披露要求。
关于全球惠益分享机制的讨论开始于2007年,由非洲集团首先提出,他们认为现行的对国际制度的设想很局限,始终仅企图建立一种基于PIC和MAT的“双边模式”,这使得惠益分享问题无法真正得到解决,特别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如公海、极地地区等非国家直接管辖范围获取的生物遗传资源,以及原产国不明,可能存在预先跨境的生物遗传资源,以及一些明显包含传统知识,却被重新加入技术等智力组成的生物遗传资源,如何主张这部分生物遗传资源的惠益分享问题需要得到重视。然而这些提案直至今日,尽管进行了多轮谈判,仍无法得到有效解决
1.2 研究动机与目的
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联合要求在国际层面上制定相应的国际公约,通过国际公约来建立合理的机制约束发达国家的“生物剽窃”行为,保证发展中国家和当地居民的利益。虽然国际上已经建立了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国际规则,然而,对于规则的理解与适用仍然存有一定争议,利益博弈也非常复杂,至今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解决方案。鉴于此,在国际法规制研究之下,通过对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现有国际规则的分析,来寻求国际规则从确立到实施,从内容到纠纷解决机制整体上体现了相对的公平与正义,是一个利益相对平衡的制度设计。通过对生物遗传资源国际规则的普适性考察得出,尽管在生物遗传资源中存有利益冲突,各国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主张不同的权益,然而在规则的普遍合理性上显然考虑不足,而非对该规则丧失了完全的服从与尊重,规则的制定在整体上满足了各方对其的合理性期待。
我国作为《公约》缔约国之一,也在生物遗传资源保护方面做了较多努力,早在1995–1997年,原国家环保局会同10多个部委,实施了GEF项目——“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10多个部门的管理官员和数十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数百位专家参与了工作。项目成果之一《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 详细分析了我国生物多样性的本底现状,总结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努力与成就,评估了生物多样性的效益,特别是生态服务的经济价值,还对履约行动的成本花费作了分析与概算,提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投入需求和其他能力建设需求。然而仅仅靠各国单方面的努力是十分有限的,和平与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景,如何利用现有的国际规则来构建一国有效的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规制,以达到既可以对生物遗传资源进行有效保护,又可以保持利用生物遗传资源进行研发一方的积极性的效果。在对生物遗传资源进行利用,产生巨额商业利润的同时,保证生物遗传资源公平公正的惠益分享,现已成为各国理论研究者在管理实务中努力探讨的重要问题。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总体而言,从国内外研究现状看,关于生物遗传资源相关的知识产权国际法还未正式出台,相关的论题也多从TRIPS协议出发,提出很多现实问题,但缺乏立法理论关注。对于TRIPS的评价,褒贬不一,大多赞成的声音均来自于发达国家,TRIPS中存在的不平等已遭到多方专家的批评:如W.lesser 认为:TRIPS协议是由发达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根本没有顾忌发展中国家应有的权益和民族感受。 Peter Drahos 以及 John Braithwaite也认为TRIPS协议更多的是体现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霸凌,大部分条款对于发展中国家并不利 。Duncan Mattews的观点明确指出:TRIPS协议以最大限度保护了极少数发达国家的利益,实质是这些国家知识产权法国际化的策略。 我国知识产权学界专家也就此问题表达过自己的看法:郑成思先生作为国际知识产权研究的的前辈,最早提出TRIPS协议存在对作者精神权利的保护,换言之这个权利是不会因为原作者已经放弃其作品的复制或持有权而丧失 。而吴汉东,郭寿康 等也指出TRIPS协议极有可能因利益失衡导致国际性争端暴发。刘笋等则关注TRIPS执行过程中将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的成本问题 。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政策的调整,对知识产权保护需求也会相应变化 。国内外学者对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相关研究关注其合法性危机、正当性与合理性问题,如知识产权与最大化社会利益的冲突问题可能直接导致知识产权合法性危机 、知识产权的认知和创新危机 、国际贸易进行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危机 等等。基于国际协定、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法等,生物遗传资源知识产权保护也面临全球化冲击,在相关著作中,薛达元的《遗传资源、传统知识与知识产权》(2009)试图从国际层面的政府间谈判及其进展,揭示国际各利益集团在获取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方面的利益纷争,吴汉东、郭寿康主编的《知识产权制度国际化问题研究》(2001)从多维度的视角,深入分析了知识产权国际化的背景、动力与趋势,解构了传统学说对知识产权国际化的认识,检讨了当今知识产权国际化面临的问题,并就本国实际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与改革建议,钭晓东著的《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法律问题研究》(2016)和张海燕编著的《遗传资源知识产权保护法律问题研究》(2012)对国际、国内遗传资源法律保护的探索与实践进行概括性分析;从权利性质角度对遗传资源的法律保护现状进行理论探讨,归纳出对遗传资源知识产权保护的现实需要以及传统知识产权制度对遗传资源保护存在的理论困惑,张小勇编著的《遗传资源国际法问题研究》(2016)等对生物遗传资源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从整体或着重于不同角度做了论述,一方面,考察和揭示国际社会谈判和缔结遗传资源国际法律文书的深层次的原因和背景;另一方面,分析和概括论述遗传资源国际法的作用以及发挥相关作用所依托的治理框架。对写作本文具较大的指导作用和很强的启发性,然而对于讨论生物遗传资源的知识产权的著作却很少讨论与惠益制度的权衡,仅保护不考虑其应用显然会打击新技术的研发,笔者认为保护与运用是生物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法设定的根本初衷,这也是笔者想要通过学习与消化文献完成的研究工作。
国内外研究文献中,尚未查阅到直接论述“生物遗传资源知识产权国际法”的直接相关资料,间接相关的英文文献包含“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以及“Genetic Resources”少于十篇,在文中出现也只关注权力和原则,对于知识产权国际法的专门描述较少,然而关于TRIPS等国际协议等知识产权保护的文献,以及植物基因资源传统知识保护的文献,对本文的写作起到了材料的支撑作用。
1.4 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本文选题的意义在于基于保护与运用“二元导向”的生物遗传资源知识产权保护原则即通过对现有国际规则以及欧美相关专利法的分析。来论证生物遗传资源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具一定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在此基础上,我国如何在多重国际规则下,保护自身知识产权合法性的前提下,权衡惠益分享,现我国对生物遗传资源的有效保护。同时又不会对生物技术发展造成阻碍,并明确在参与生物遗传资源知识产权过程中如何找准自身角色定位,完成国内专利法、欧美专利法、国际保护法之间的有效衔接,实。?
本文总体上,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逻辑思路,进行多角度论证。首先提出问题,生物遗传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合法性?通过对现有的生物遗传资源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进行辩证分析,以期能探寻合理性解释;在提出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生物遗传资源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要深入探讨生物遗传资源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接下来分别对相关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进行现实考量,分别选取几个方面进行剖析;探讨了几个重要的国际法制度中对知识产权从而进一步探讨如何健全和完善国际保护制度的可能答案,以及理论进路;在以上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可能模式和策略,以期在生物遗传资源国际知识产权制度下讨论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本文的分析了多种因素影响下的生物遗传资源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知识产权规则,从而提出问题,需要对其加以客观,以寻求更好的解决方式,
论文预期的创新主要体现在:
(1)通过对生物遗传资源知识产权全球化的分析,针对在学术界广泛讨论的国际法中关于对生物遗传资源知识产合理性改革方面理论研究不足的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其深刻反思国际保护制度的现状,对其合法性问题进行辩证分析,进一步界定其内涵,分析其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
(2)生物遗传资源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本身对于使用者来说存在困惑,相关理论研究不足,在分析和讨论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完善的进路等方面能寻找出革新策略
(3)在国际化的大背景下,结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生物遗传资源知识产权立法经验,可以进一步以中国立场预期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大变革的发展方向,推进本国的科学决策理论的发展。
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将应用以下方法,对生物遗传资源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进行深入分析,并以中国立场提出具体策略:
(1)逻辑推理研究方法。针对生物遗传资源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体系建立中的问题,采取系统分析法,逻辑主线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遇到具体问题时,部分以个案向一般规律进行推导,另一部分则从总的原理出发,进而分析到小的个别问题。结合两种方式演绎推理出结论。
(2)比较分析研究方法。以生物遗传资源国际法为出发,比较不同国家、地区,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待国际法惠益制度的态度,以及分别立法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总结规律,分析核心要素。
(3)法理分析方法。通过法理分析,并且充分将生物遗传资源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构筑与法学基础理论之上,能更好的理解其制度的价值,为后面充分合法利用保护制度奠定法学研究基础。
(4)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归根到底,法学研究的出口是指导实践,而真正体现其价值的最终也是政策法规的制定。生物遗传资源知识产权保护和惠益制度是在实践中逐渐发展的,一些进程中的典型案例表明了其发展历程。综合分析法学理论以及司法实践,通过价值、实证相结合的观点,从多个角度对关注问题展开论述。 
 
 
第2章 生物遗传资源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概述
分子生物学的产生和基因编辑技术的发明极大的推动了现代生物学的发展。自1973年,DNA重组技术发明月以来便逐步形成了以基因工程为核心,其他生物技术如细胞工程、酶工程、发酵工程、蛋白质工程为主体的现代生物学体系。现代生物技术不断向其他技术领域渗透发展,在医药、农业、环保、化工、能源、海洋等各个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将对人类解决所面临的食物、资源、健康和环境等重大问题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生物技术虽然与微电子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并称四大科学技术支柱,然而其本身具备许多不同于其他高技术的特点,生物遗传资源载体特殊性决定了知识产权对于现代生物技术及其企业、产业的发展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创新是现代生物技术发展的根本。对于现代生物技术这样的智慧密集型产业来说,如何保护智慧成果,赢得创新所得尤为重要。而以保护权利人的智慧投入,促进全社会权利与义务的平衡为宗旨的知识产权制度,无疑是发展现代生物技术的不二选择。
第一节 生物遗传资源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现状
一、 生物遗传资源概述
(一) 一般生物遗传资源界定
生物遗传资源的生物学属性决定其是生物圈中对人类具备一定价值的生物以及由它们组成的生物群落,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自然资源之一。要讨论生物遗传资源的知识产权保护就需要以知识产权法律为出发点,定义生物遗传资源的含义。因此现在广泛采用的是生物遗传资源在保护《公约》中的定义:指对人类具备实际或潜在用途或价值的生物遗传资源、生物体或其部分、生物种群、或生态系统中任何其他生物组成部分、细分还包括作物生物遗传资源,林木资源、药材与花卉植物生物遗传资源、畜禽生物遗传资源,水产生物遗传资源、农业微生物菌种资源、林业微生物菌种资源、兽医微生物菌种资源和食用菌种质资源都是直接影响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生物遗传资源 。完整的活细胞、全部染色体、基因和DNA片段被称为完整的生物体  。从定义和界定看,生物遗传资源在国际法中的界定强调保护的功能性,意味着生物实体作为用于表达及复制成为自然形式下的相同产物的特性是其本质,生物个体只是呈现形式,其内在的起到遗传功能单位作用的无性繁殖器官、单个细胞、单个染色体,DNA,RNA等在目前的生物技术背景下更具应用潜力,而这类遗传资源由于其形式的多样性,隐蔽性,使得对于生物遗传资源的法律规制十分困难。
地球上大约有1300-1400万种生物种类,十分丰富,然而人类已认知的仅有十分之一,如此庞大的未知领域亟待开发和探索。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多样性对科学有着重大意义。然而随着人类活动的不断加剧,对自然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同时随着人类对生物资源的认识,对资源获取的渴求,使得很多珍惜的生物物种相继灭绝,同时生态系统不断退化和瓦解,以此产生的各种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制约着经济发展,也被人类道德和伦理所鄙夷。不当使用生物遗传资源的问题严重影响着生物多样性的保持,物种安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呼吁多样性保持的同时应该看到其本质是生物遗传资源的合理利用问题。
生物的基本特征是进行自我复制、繁衍、新成代谢,具备可再生性和延续性。这种特性使得生物可以被人类不断利用,并且具备成为可再生能源的潜力。人类社会依赖于这类生物遗传资源得以持续发展。生物质能源的发展很好的诠释了生物遗传资源的可再生性,其来源可以是粮食作物,饲料作物,木材,纤维,化学品加工残留物等,生产和生活中废弃物,细菌,微藻等微生物的发酵产物,均可用于生产不同形式的生物质能,或转化为热能和电能。生物质能被认为是能有效解决化石能源枯竭和全球环境污染问题的最有效方法,这使得各国都加大了对生物能源的投入力度,生物遗传资源必将成为各国能源政策的重要基石。然而,即便是像生物质这类来源广泛的生物遗传资源也并非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生物的可再生性实则十分脆弱。保护生物遗传资源的可再生性也就是保护人类社会的可持续性,了解生物种群生长的动态规律,保持合理的生物种群密度范围,调整合理利用的数量,才能尽可能保持生态系统中生物群落的结构和生态平衡。
(二) 特殊生物遗传资源界定
特殊生物遗传资源指特殊或极端环境下具备特殊功能、构造和成分的生物遗传资源。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交叉学科之间的联系逐渐加深,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纳米技术、材料科学等学科的交叉渗透为特殊生物遗传资源的挖掘、开发与利用提供了新的思路,开辟了新的途径。生物技术的发展不断丰富着生物遗传资源,如农业生物新技术不断挖掘关键性动植物生物遗传资源,并提高其利用率,不断培育动物和植物新品种,目标是使品种具备高产、优质、抗逆的种质优势。现代生物技术发展既保护了生物遗传资源,又丰富了生物遗传资源,先进的生物技术以能否有效利用生物遗传资源作为评价,生物技术和生物遗传资源是有机整体,因此对生物遗传资源的界定不应排除生物技术,应该充分考虑智力因素在其中起到的关键作用。因此必须要讨论更多的是特殊生物遗传资源的保护问题。
特殊生物遗传资源及其持有基因的保护与利用、功能的识别与知识产权的获得、信息共享与资源垄断等已成为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国际生物技术领域的竞争焦点。特别是我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特殊生物遗传资源的系统收集、资源库的建立、资源的有效复制的探索阶段,在此阶段与发达国家的有效博弈将会迅速升级,因此当下对特殊生物遗传资源知识产权保护的讨论十分必要。
二、 生物遗传资源管理与知识产权保护现状
(一) 各国管理政策
生物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对人类有着极端重要的意义。生物资源是人类食物的主要来源,也是重要的工业生产的原材料,并且与环境交互作用形成人类赖以生存的生命支持系统。生物物种资源的拥有和开发利用程度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指标,特别是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直接导致了生物遗传资源的深度开发和生物经济的建立,从而使各国逐步把生物遗传资源的占有、开发和保护作为竞争的主要手段。据统计,全世界仅植物生物遗传资源种质库已建成1300多座种,共保存6100多万份生物遗传资源。英国、匈牙利、捷克、中国等均已建立活鱼基因库保护重要鱼种资源。美国建有国家植物种质体系(NPGS),包括美国联邦和州政府有关组织和研究机构,以及私人的组织褐研究机构。美国农业部农业研究局(ARS/USDA)负责系统运作协调,政府组织和研究机构负责资源收集、评价鉴定、编目、分发和保存 。
一些发达国家生物遗传资源贫乏,本国的资源主要通过各种途径从国外引进,如美国植物生物遗传资源的90%、俄罗斯60%、日本85%是从国外收集引进的。美国1897-1970年73年间,共派出国外资源考察队150次,1970年后仍继续重视从国外引进生物遗传资源,从而使一个生物遗传资源贫乏的国家成为世界生物遗传资源大国;俄罗斯历史上从瓦维洛夫开始就非常重视从世界各地收集植物生物遗传资源;日本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重视对世界植物生物遗传资源的收集 。
印度与1976年建立国家植物种质资源局(NBPGR),其下设立30个协作单位组成印度植物种质资源体系。20世纪末对本国农业区、生态区进行了517次考察收集,并积极到国外及世界组织收集植物生物遗传资源,使生物遗传资源总量迅速增加 。中国一直由国家的农业、林业、水产、医药等部门及中国科学院的动、植物研究单位分别负责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生物遗传资源的收集、保存和评价利用,目前均已形成非原生境种质库、圃、园保存和原生境自然保护区、点保存的保护体系。除此之外,还建立了重要的野生动物和畜禽胚胎库、细胞库、以及微生物保藏中心。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主要以设立自然保护区、保护点(站)进行原生境保护为主 。
在美国,大约25%的医院所开处方上的药,其活性成分都是从植物中提取或衍生的。这些源于植物的药品,其销售额在20世纪80年代初达到50亿美元左右,90年代中期达到155亿美元,到21世纪初,已达400亿,到目前,已超过两千亿。日本每年用于植物遗传经费350万美元,其中日本国家种质库面年耗资14.2万美元。印度每年用于植物生物遗传资源经费225万美元,其中印度国家种质资源库每年耗资110万美元,全部由印度农业研究委员会拨款。
(二) 相关法律政策
发达国家在法规制定上,表现出更重视生物遗传资源的搜集、保存和利用。,如美国的《国外生物遗传资源搜集指导依据》、《国家生物遗传资源保护法》、《植物专利法》、《植物品种保护法》均在在植物生物遗传资源保护和利用方面做出特殊保护规定;除此之外类似的还有日本的《植物生物遗传资源分布指南》、《种苗法》、《基因资源管理规章》,对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法律都旨在解决核心问题——缩短审查时间和强化保护措施;英国的《植物品种和种子法》、挪威的《植物品种法》、澳大利亚的《联邦环境保护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法》、《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则旨在鼓励私人育种,保护植物新品种,育种者被授予植物育种者的权利;加拿大的《植物种质系统获取政策》、《植物保护法》对生物遗传资源的获取进行了规范,并提出来源披露制度。在动物生物遗传资源方面,如日本的《爱护动物管理法》、英国的《动物保护法》、比利时的《动物保护法》、泰国的《野生动物保存保护法》、韩国的《动物保护法》等又从动物遗传资源保护方面提出了相应对策,这些法律均体现了发达国家对生物资源的保护政策。发展中国家也在相关方面做了努力,印度的《生物多样性条例》;巴西的《生物遗传资源获取法》等过专门立法对遗传资源的获取与惠益分享进行严格的管制,以维护国家权益。此外,目前国际上已有近百个与动植物生物遗传资源保护有关的国际条约和公约。这些法律基于保护本国种质资源的目的,提出保护原则,然而并未对生物遗传资源的知识产权性进行严格的定义。
三、 发达国家生物遗传资源获取战略
发达国家对于资源的获取是近乎疯狂的,加之大量资金投入现金生物技术的研发,往往短期内就可以达到转化生物遗传资源的目的。近年来,发达国家实施生物遗传资源战略,通过“生物盗版”等方式,大量无偿采掘发展中国家生物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生物盗版的过程已成为知识产权体系全球化威胁发展中国家和人们的一种方式。发达国家以其先进的技术力量,悬殊的资金优势,大量投入生物技术研发,而后通过专利法、植物新品种法保护来变更源于发展中国家的生物遗传资源产品,这种变相“合法”化的行为,有效排除了资源供与国参与利益分享,并限制资源供与国对本该归属于本国的生物遗传资源的利用,甚至需要向发达国家购买使用权。这些行为造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生物遗传资源利用和保护极不公平的局面,也使得之间就生物遗传资源利用和保护问题不得不展开旷日持久的较量。
在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下,发达国家实施生物遗传资源战略的基本路径是:掠夺生物遗传资源→研发生物技术→获取生物产品(方法)知识产权→垄断生物遗传资源利益 。发达国家因为最早建立知识产权制度化,因此在利用现行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强化其技术性成果保护更具优势,既然发达国家以之作为竞争战略,这使得发展中国家处于被动劣势,然而这也并非不能扭转,通过法律控制机制也可以使之成为一种竞争战略。国际与国外传统知识与知识产权立法的实践已经给予重要的启示,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演变便是逐步从保护创新之“流”追溯到保护创新之“源”,即不仅要保护智力成果本身,更应当保护那些凝集了特殊智力成果的材料来源。发达国家积极进行现行知识产权制度革新,其中以建立生物技术知识产权制度为核心体现。发展中国家也逐步认识到,必须建立生物遗传资源知识产权制度,以应对发达国家不断进行的生物遗传资源掠夺行径。生物遗传资源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解决了在生物遗传资源国有制的条件下,如何以集体权利形式,保证了本国生物社区及其居民在生物遗传资源保存、收集、交换、开发、利用和保护等市场行为上的利益回报,规定了外国人获取生物遗传资源的法律条件和生物遗传资源惠益分享机制,同时还对权利人课以保护生物遗传资源的法律义务。全面、整体地调整基于生物遗传资源而产生的社会关系,必将积极地促进生物遗传资源的开发和保护。
第二节 生物遗传资源保护相关法律
一、 《生物多样性公约》
(一) 缔约背景
19世纪兴起的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导致了最初有关保护野生动物的公约的缔约。而随着保护运动的深入发展,国际上先后诞生了一批关于保护自然生境、物种和自然遗产以及管制野生生物国际贸易活动的国际条约。20世纪60~70年代末见证了关于保护自然环境和地球上生命的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以及有影响的国际立法成果的诞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72年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全球性会议—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会议认可了人类具备一个特别的维护并且合理地管理野生生物遗产及其栖息地的责任。这次会议还对IUCN(国际自然保护联盟)自1963年以来持续谈判一个关于濒危物种的进出口和运输的全球公约的努力表达了正式支持,同时呼吁推出一个解决这些物种跨境迁徙的国际条约。根据这次会议的决议,联合国大会于1972年成立了一个专门致力于国际环境事务的机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1973年,21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1979年,《保护野生动物迁徙物种公约》在德国波恩获得通过。此外,在非洲、欧洲及南太平洋地区等区域都推出了一些保护各自区域的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条约 。
(二) 一般性规定
从《公约》的缔约背景来看,《公约》被定位成一个框架公约。《公约》由序言、42条规定和2个附件组成。《公约》的1~5条作为一般性规定是其核心内容。《公约》第1条 :“本公约的目标是按照本公约有关条款从事保护生物多样性、持续利用其组成部分以及公平合理分享由利用生物遗传资源而产生的惠益;实施手段包括生物遗传资源的适当取得及有关技术的适当转让,然而需顾及对这些资源和技术的一切权利